——李雪涛教授以“大变局与中-欧知识”为题做学术讲座

4月28日下午，欧语学院党总支邀请北外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做专题讲座，与老师同学们一起研讨“大变局与中-欧知识”。本次学术讲座是欧语学院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辅导报告的第四讲，柯静主持会议，丁超、刘厚广、董希骁等党员师生参加活动。

李雪涛教授首先从大航海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出发，为老师同学们详尽地梳理了“变局”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16世纪中后期，以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将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和信仰传播到了东亚；1793年英国公使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1737-1806）出使中国，第一次将外交触手伸向了北京朝廷；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ison，1782-1834）到达广州，欧洲近代知识和信仰开始传播到东亚；1840年鸦片战争是“变局”的开端。

李雪涛教授立足于1860-1870年代，介绍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冲击的表述。这种“变局”，完全不同于之前历朝历代朝廷的更迭：中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之变化，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情形，所与西洋人交涉又远非以往的经验所能知。李教授引经据典，将当时士大夫的言论、文章一一摘录，如黄均宰、曾国藩、王韬、李鸿章、黎庶昌等。其中，李鸿章（1823-1901）在《扶翼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指出“（欧洲诸国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也在《上奏清廷折/论列强之侵略本质》中指出“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雪涛教授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变局”的历史意义。首先，中国传统解释以固有的知识来考察、判断，并从传统思想中得出它的命义，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其次，从历史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在1970年代创造的一个术语Sattelzeit（鞍型期）来解释这种“变局”。他借用“鞍型山体”（Bergsattel）意象，指称过渡时期或时代界线。这一术语用于描述近代于现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必然存在一个这样的过渡期。李教授提到，现代性政治思想的关键术语经历了含义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有新词被引入；随着实践的历史经验的变化，历史发展以一种新的方式——如变化和运动被强调，政治关键概念的含义也将随之变化；科塞雷克希望通过这些基本概念的语义及其结构性变化来感知人类观念与行为的变化。在鞍型期中，在未来有目的的期待与过去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是从静态时间的经验空间成为面向未来的预期内容的过程。李教授强调，对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概念史来说，重要的是在历史“中心概念”的意义及其变化中找到某个时期至历史意义的佐证，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哪些推动历史的语言之意义发生巨变的年代。再次，李雪涛教授从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的“时代门门槛”（Epochenschwellen）理念进一步阐释，布卢门贝格将新纪元门槛描述为“潜移默化的界墙”（unmerklicher Limes），只有回顾后才能认出（事后），其中“门槛”以隐喻的方式表示“时间段”或“阶段”。

李雪涛教授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不断提出各种所谓的“变局”；1895-1925年，传统“经验”不断失败，新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逐渐受制于未来“期待”引导的历史断裂时段：随着政治-社会领域的深层变革，政治、社会领域的基本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讲座后，老师和同学们提出了许多学术、学业方面的话题，李雪涛教授与师生作了深入交流。

（撰稿：王槐雨；摄影：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