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詹彦怡

我是欧语学院保加利亚语专业的教师詹彦怡。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深知教书育人的核心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对学生人格和价值观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自留校任教以来，我对此持续思考并积极实践，收获了许多值得铭记的教育时刻，也获得了个人的成长与蜕变。

育人先立德——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常常遭遇挑战。由于与学生年龄相近，我与他们更像朋友，尤其我自己还是博士在读，身份的双重性让我更容易从学生角度看问题，也常因“好说话”而成为学生首选的“审核老师”。我严格要求，但总是尽量详尽反馈以减轻他们的修改负担，哪怕会因此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但有一次，我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们需要以班级为单位提交对象国资讯简报。因语言能力尚浅，任务难度确有不合理之处，但交来的稿件竟是未经任何加工的机器翻译复制粘贴，错漏百出。我逐字逐句审校后，留下严厉批语，要求他们认真修改。我告诉学生：对不合理任务可以提出质疑，但一旦决定完成，就必须对自己的署名作品保持百分百的认真和诚实——诚信是做学术的基础，也是做人的基础。这是我第一次对学生如此严厉，我自己也很紧张。但学生们理解并接受了批评后，稿件质量明显提升，语句通顺、数据准确、来源标注清晰。我们也逐步摸索出更适合他们语言水平的处理方式，在合理范围内使用AI工具，并如实标注其参与内容，力求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提升能力。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的北外学子都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但很多学生在追求智识上的全面发展时，却忽略了首先要敢于、要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有临近毕业的学生仍然不会独立就医；轻易向留学生朋友出借证件并代签合同；留学期间生活自理困难；没有独立阅读理解通知和文件、遵守提交时限的能力；平时依赖老师和家长提醒，甚至就业升学的方向也依赖家长决定。这种现象部分源于“教育低龄化”的趋势，长期处于“有人管”的状态，难以意识到自己是要为人生负责的独立个体；同时，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性教学”特质也强化着这样的氛围。意识到这一点后，我首先调整了自己的表达习惯，避免将学生称作“孩子们”“小朋友”，把“问爸妈”改成“与父母商量”，将“问老师”改为“参考师长意见”，并在日常教学中强调他们的“大学生”和“成年人”身份，并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尤其在出国申请环节，我要求学生独立阅读政策、准备材料、与使馆及高校联系，我只在必要时提醒和帮助。实践证明，独立出国的经历往往成为学生成长的转折点，他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要由自己掌舵。

国家希望我们培养的是能够拥护党的领导和国家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简单说来，就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但在经历了残酷的高考后，且处在当下“内卷”日趋严重的大环境中，青年个体容易将“有用”窄化为出人头地，将同伴视为对手，忘记了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学习初衷。在我带的两个班中，都出现过因“零和思维”而导致团队协作失败的情况。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时，我一度失落，觉得学生之间竟如此疏离，我也对其感到陌生，感觉像面对着丛林里盲目地互相攻击的一群小野兽。但在向前辈请教并不断反思后，我认识到：这不是学生本身“长歪了”，而是我们还未能提供一个真正支持合作、鼓励共赢的环境；学生思想偏误的这些瞬间也正是最需要老师的提醒、引导和陪伴的时刻。当真正与学生深入交流时，发现这些道理他们都懂，只是大多数时候被高压的强竞争环境裹挟着无力反抗。我发现最能抚慰学生的是这样一句有点俗的话：人生不是马拉松，而是旷野——没有先到达终点的赢家，绊倒对手也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比起盲目冲刺，需先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比起将身边同学看作竞争者，更应该将其视为可以合作、互助的“同路人”，用信任和支持为自己构建一个正向的“同行团”。慢慢地，我看到学生们在交流中更开放了，在团队中更愿意互助了，也更坚定了对自己价值的认同。

今年虽然只是我任教的第四年，但已经是我在北外的第11年。回望语言学习的旅程，我深刻感觉到学习外语是生命的礼物：与异质文化的高强度接触不仅给学习者带来了海量的知识与开阔的视野，还有理解他者、反观自身的能力。而成为教师更让我感到莫大的幸运：我得以和最有朝气的年轻人同行，见证他们最迷茫、也最纯粹的成长时光。藏在这些貌似“育人成功”的小案例背后的可能是更多仍然棘手的问题和仍然不知所踪的答案，但我不会放弃追寻。经过这四年，我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自己完成了心态上的蜕变：不再怕“好为人师”，而要加紧努力“为好人师”——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幸运。

讲述人简介：詹彦怡，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保加利亚语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保加利亚国别研究与欧洲文学研究。曾获202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基础教学陈梅洁帕特奖。